通過重構定價規則與貨幣體系、完善多層次大宗商品市場體系，助力我國爭取大宗商品定價權
　　重構定價規則與貨幣體系爭取大宗商品定價權
　　我們一直強調要爭奪大宗商品定價權，然而如何界定我國主導的大宗商品定價權？以人民幣作為大宗商品定價貨幣就是我國主導的大宗商品定價權，價格高低不重要，“價格可承受，資源可控制”就是爭奪大宗商品定價權的目的所在。而“一帶一路”戰略將通過輸出基礎設施建設、控制沿線資源和建立以中國為主導的貿易規則，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方式重構定價規則和貨幣體系，進而推動以人民幣作為大宗商品的定價貨幣，爭取大宗商品定價權。
　　一箭三雕重構定價規則，提升大宗商品定價能力
　　“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可謂是一箭三雕：產業轉移、掌控沿線資源以及形成中國主導的貿易規則，而這三大目的將從不同的路徑全面提升我國大宗商品的定價權。
　　1.產業大挪移，影響定價規則
　　伴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及反腐倡廉、八項規定的逐步深入，新世紀以來的大規模造城運動基本結束，與之配套的相關產業全面過剩，產能過剩已經從鋼鐵、煤炭、汽車、造船、玻璃、電解鋁等行業擴展到許多所謂的新興產業，國內已難覓非產能過剩行業。從整體來看，我國全部產業產能利用率不超過65%，遠低于世界通用標準85%，消化過剩產能已迫在眉睫。而我國傳統出口相對單一，以歐美日為主，但這些國家市場開拓已較為充分，增量空間相對有限。
　　依靠“一帶一路”戰略，通過通道、渠道建設實現“路通”，進行過剩產能輸出將是我國消化產能過剩、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的有效抓手。過剩產能輸出的背后是產業轉移。未來幾年，我國會將已經失去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和部分資本密集型產業，依次轉移到“一帶一路”周邊及沿線國家，從而構筑起以我國為主導的新的“雁陣模式”，實現區域國家的經濟互補，建立和健全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促進泛亞和亞歐經濟一體化，打造命運共同體。而作為“雁首”的中國有望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主導的貿易關系，并整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大宗商品的需求，將單一的中國需求變為以中國主導的區域性需求。
　　此外，大宗商品進入熊市后，市場進入買方市場，資源型國家和企業掌握的話語權受到削弱，供需雙方談判力量的顛倒，中國作為需求端的主要力量，其議價談判力將顯著提升。借此，中國完全可以影響大宗商品的定價規則，進而提高我國大宗商品定價權。
　　2.利用沿線資源，提升大宗商品定價權
　　“一帶一路”涉及65個國家，這些國家大多是新興發展中國家，典型特征是自然資源豐富而基礎設施落后。中國則恰恰相反，原油、鐵礦石等資源性大宗商品外貿依存度相當高，而許多基建行業卻處于過剩狀態。如此，中國與沿線國家可以實現優勢互補。此外，這些國家幾乎均是非美勢力范圍。如此，中國成功避開美國，利用現有的雙邊、小多邊、多邊等機制，搭建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靈活開放的戰略伙伴關系網絡。通過與沿線國家平等互利的自由貿易、控制交通運輸、參股大宗商品生產、提供金融服務等方式，降低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宗商品貿易的交易成本，并與沿線國家聯合起來發出亞洲聲音，提升相關大宗商品的定價權。
　　以原油為例，頁巖油的成功開發標志著美國能源獨立戰略的成功，美國迅速從最大的能源進口國變為能源自給國，在未來甚至成為原油的凈出口國。中東地區的戰略地位隨之降低，美國得以重返亞太，以遏制經濟實力迅速增長的中國。在此背景下，中東需求替代美國的原油進口國，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而中國則需要保證中東原油穩定持續供應，打破美國對我國海上運輸通道的鉗制。中東地區作為最大的原油輸出地與作為原油凈進口國的中國以及中亞、俄羅斯聯手，推動原油貿易以人民幣計價，使上海國際能源中心推出的原油期貨成為繼倫敦洲際交易所的北海布倫特原油、美國紐約商業交易所的WTI原油和迪拜商品交易所的阿曼原油期貨之后的又一定價基準期貨合約，進而提升中國對原油的定價權。
　　3.主導區域貿易規則，影響大宗商品定價權
　　長期以來，我們對外開放一直強調與國際接軌，所謂的“軌”就是國際慣例，就是通過馬歇爾計劃具體實施的、由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的國際貨幣體系，利用三大經濟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關貿總協定（現WTO）推進的。目前，“亞投行”將會借鑒多邊開發銀行通行的經驗和好的做法，形成更符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融資規則，而“一帶一路”戰略以基礎設施建設為先導，逐步向多邊貿易擴散，進而形成由亞洲人主導的區域性貿易規則。由于“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均由中國發起建立，并且中國占據了“一帶一路”國家30%的人口、50%的GDP，在“亞投行”中的話語權最重，這個區域性的貿易規則必然是由中國主導的。
      此外，網絡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通過網絡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借助互聯網開辟出“信息絲綢之路”。在現有的全球貿易規則的條例無法滿足小企業迅速成長需要時，互聯網將會打破傳統的貿易壁壘，促進“民主、平等、開放”的貿易新秩序的建立。互聯網依托于智能終端、大數據、云計算、寬帶網絡與產業相融合，一改過去工業經濟時代標準化、規模化的生產模式，更加注重用戶體驗，追求量身定做，顛覆原有的傳統模式，實現制造業向智能化轉變，推動各行業實現“4.0革命”。借助互聯網的顛覆與重構，我國不僅可以實現彎道超車，同樣可以在“一帶一路”區域內主導形成新的貿易規則，并通過區域貿易規則的實行影響我國大宗商品的定價權。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全面提升大宗商品定價權
　　目前，全球大宗商品定價權幾乎都由美國掌控，美國之所以能夠掌控大宗商品定價權是因為美國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使美元成為國際的主要結算、計價貨幣，進而成為大宗商品的定價貨幣，而我國要獲得大宗商品定價權，應借鑒布雷頓森林體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全面提升大宗商品定價權。
　　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二戰結束后建立的戰后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結構，該體系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行前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1948年成立的關貿總協定（WTO前身）三大支柱構成。布雷頓森林體系通過“雙掛鉤”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并通過馬歇爾計劃付諸實施。馬歇爾計劃負責輸出基礎設施，而世界銀行和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投融資服務，并貫徹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規則的實施，這樣確保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并使美元全面介入歐洲貿易結算的各個環節，美元霸權由此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元與黃金脫鉤，轉而借助其世界貨幣的慣性，與最重要的大宗商品——石油掛鉤，成為大宗商品的計價、結算貨幣，進而獲得大宗商品定價權，維持其美元霸權地位。
　　1.擴大人民幣使用范圍，增強人民幣計價功能
　　我國目前進行的“一帶一路”以及發起成立的“亞投行”將會推進我國人民幣的國際化，提升人民幣對大宗商品的標價力，進而提高我國大宗商品的定價權，但是“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背后是平等合作關系而非援助關系。因此，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時候，需要循序漸進，遵循“先結算再儲備后計價，先周邊后區域再全球”的路徑。“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將會助力人民幣由結算貨幣向計價貨幣轉變，由周邊向區域擴散，并推進我國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一方面，通過“擴大沿線國家雙邊本幣互換、結算的范圍和規模”。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將在“一帶一路”區域沿線國家得到極大的推廣，而隨著人民幣結算規模的不斷擴大，人民幣將會逐漸成為區域性的計價貨幣，乃至成為亞洲的“錨貨幣”。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提出要“降低非關稅壁壘，共同提高技術性貿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并“建立健全服務貿易促進體系，鞏固和擴大傳統貿易，大力發展現代服務貿易”。由于中國在“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中占有主導地位，加之人民幣的幣值堅挺，在推進與沿線國家貿易合作時，人民幣將成為主要的貿易結算、計價貨幣之一，人民幣的使用范圍將由周邊逐步向區域擴散，進而形成人民幣的“弱貨幣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