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傷心的“毒奶”雖然在市場上已經沒有了，但事件的影響和由此引發的后遺癥仍然在繼續。由毒奶引發的兒童傷亡人數之多，毒奶涉及的奶業企業和產業鏈下游的食品企業之廣，以及國家和政府采取的斷然措施力度之大，堪稱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食品行業大事之最了。監管的缺失自然是重要原因，但我們更希望從中發現事件的內在因果邏輯關系，以便我們反省，從而避免在未來的社會改革和經濟發展中犯同樣的錯誤。

透過現象看本質，從奶業的價值鏈和行業的發展狀況上非常明顯的折射出近幾年資本市場的亢奮是成為本次危機的直接誘因并蔓延成為行業整體性不良事件。

從1998年至2007年，中國人均年牛奶消費量從5.3公斤迅速提升到27.9公斤，行業總產值從120億元增至1300億元。可以說中國的奶業用了短短不足10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幾十年的發展歷程。在這一“造”奶的大發展中，蒙牛、伊利、光明、三鹿等成為行業的急先鋒，尤其是近幾年的發展更是以100％左右不可思議的速度在增長，即使2008年的上半年，蒙牛實現銷售收入137億元，仍然達到36.7％的增長；而伊利的增長也在30％左右。

瘋狂增長的背后是資本的躁動和大規模的投入。蒙牛、伊利、光明等是上市公司，其從資本市場IPO和再融資獲得的直接資金加上其IPO前的私募融資、上市后資信評級提高后可獲得的借貸資金達數百億。另外如果算上三元、三鹿、妙士、太子奶、達能等無論是合資或私募融資、借貸等方式直接和間接進入奶業的資金將是一個天文數字。本人雖沒有直接統計過具體資金量的大小，但自從進入投資行業的幾年時間卻接觸過不少的奶業項目私募融資和戰略咨詢的CASE，其與06、07年資本市場的“暴動”脈搏如出一轍。也正是這樣大規模資金的介入催生了行業的超常規發展，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大躍進”式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后遺癥，而三聚氰安事件只是我們在奶業最早發現的后遺癥之一而已。

據中國奶業協會理事王丁棉的研究，現在整個奶業產業鏈中，奶牛養殖、奶品加工、奶品銷售三個環節的利潤比大約為1：3：6，而成本投入正好相反為：6：3：1。近幾年資本的躁動和追求短線利潤的競賽，使得資本絕大部分流向了畸形產業鏈的奶品銷售和加工的豐厚利潤區。過去10年蒙牛、伊利等在奶源的建設上的投入3億元左右，而在營銷和生產加工上投入均在百億元以上，這就是最好的證明。無論是奶業企業的經營層或國際性的戰略咨詢公司都在堅持著自己的觀點：“輕資產運營模式是奶業企業獲取超常規發展和利潤的必然選擇”。在這一“普世”的商業模式下，很少有企業愿意去投資建立自己的奶牛養殖基地，而采取與奶農和奶站合作的方式。另外，在資本市場（或股東）對超常利潤增長要求的壓力傳到下，壓低奶農的收購價成了必然的選擇。其最后的結果，可想而知。

在這場事件中，一些小的奶業公司卻沒有涉及“毒奶”事件，非常具有諷刺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其自建了奶源基地，或企業并沒有屈從于短線資本的壓力而采“輕資產的運營模式”，但代價也巨大，沒有獲得與行業同樣的成長。以三元為例，其是一家有歷史的老牌企業了，雖然也是上市公司，卻連續虧損了幾年，最近剛剛摘帽。07年的主營收入只有11億元，面對的卻是家門口的北京市場失陷、外圍市場開拓困難，與蒙牛、伊力、光明、三鹿等差距越來越大。然，這場事件中三元的幸運來自于對奶源的掌控，除了20％來自北京郊區的規模牧場外，其余全部來自于自建奶源基地即三元綠荷奶牛養殖中心。奶業行業同樣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經濟學命題。

資本的泡泡破滅了，但后遺癥絕不會只有一個“毒奶”，我們仍在恐懼中擔憂另一個“地雷”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