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窗幕墻網】最近，中央領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不穩定不確定性較大”，因而需要“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外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出了“內循環經濟”發展的新思路。由此，“內循環經濟”成了國內外關注的熱鬧話題。有人認為，這是中共中央給當前經濟形勢重新定位，以此確立未來中國經濟以內循環為主導發展戰略，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或發展戰略將出現重大轉移；有人認為這是中共中央的重大戰略部署，它為中國明年的“十四五規劃”定調，由之將影響中長期經濟政策；也有人認為，“內循環經濟”強調是自力更生、經濟自主，有可能讓中國經濟回到計劃經濟閉關鎖國的老路，等等。對此評論人云亦云。不過，這些評論僅是從現象來觀察與分析，很難揭示問題的本質，只有把握“內循環經濟”的實質及其該概念提出的背景，那么就能夠看到“內循環經濟”的本質所在。

那么，什么是“內循環經濟”？它提出的背景及其實質又是什么？目前市場上討論甚多。按照一般的理解，“內循環經濟”就是利用中國人口資源、經濟規模、市場潛力、產業門類齊全等優勢，建立起一個外在依賴較少、自主循環發展為主導的經濟體。特別是中國有14億人口的大市場，具有其他國家沒有絕對優勢，如何讓這種絕對優勢轉化為經濟增長之動力，成為中國“內循環經濟”體系的基點。如果這樣，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之模式與發展戰略將會出現重大轉移，國內外經濟也將出現新格局。這應該是“內循環經濟”的著力點。按照《人民日報》的文章，就是“要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著力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打造未來發展新優勢。”也就是說，“內循環經濟”的實質就是以國內超大市場規模優勢為核心，全面調整現有的經濟發展戰略，由外向型為主導的經濟轉型為內需為主導的經濟，以此來適應變化了國內外經濟形勢。可以說，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重大變化是促使這次經濟發展戰略轉型的關鍵與動力。至于擔心“內循環經濟”會否走是閉關鎖國之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20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一場世紀性的新冠病毒疫情突然在全球爆發及蔓延，為了防止疫情進一步蔓延，多數國家都采取了封城鎖國的政策，讓國與國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商業活動立即停頓。這不僅導致居民消費萎縮及商品供應鏈斷裂，讓不僅國家經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與衰退，而且導致居民生活方式改變、企業經營模式的變化、商品供應鏈的重組與整合、世界經濟利益格局的重大變化。到了8月份，即使中國早就從新冠病毒疫情中走出，但新冠病毒疫情還在全球許多國家蔓延及惡性擴散。到9月1日，新冠病毒確診人數達到2565多萬，死亡人數上升到85萬人以上。而且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的不確定還在持續，由此引發的經濟下行情況還在持續。對于不少國家來說，新冠病毒疫情所導致的經濟蕭條已經是大概率事件。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國家的經濟要恢復到疫情爆發前的水平估計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甚至于在許多方面根本就回不去了。全球經濟衰退，外部需求快速下降，產業供應鏈的重組與移出（或去中國化），對中國出口需求已經帶來嚴重沖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浙江義烏小商品國際商城，今年新冠病毒疫情爆發，讓其商戶今年生意至少下降了一半，多者達7成。以往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走不通了，中國只能選擇“經濟內循環”發展之路。再加美國特朗普政府出于總統選舉選票上的算計所導致的政治和經濟上的騷動和不按常理出牌，對中國各方面的圍追堵截，更是把這種中國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及風險無限放大，外部需求已經無法再成為中國經濟增長之動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別無選擇，只能走向以內需為主導的“內循環經濟”發展之路。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以內需為主導的經濟體系如何來建立？其突破口又在哪里？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起飛與繁榮很大程度是依賴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這是中國經濟成功而俄羅斯經濟目前還在困境中的根本差別。因為，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不僅引入了國際資本、先進制造技術、現代管理方式及市場化觀念，而且讓中國最為優勢的勞動力資源得以充分利用并進入國際貿易的分工體系，促進了中國經濟與全球接軌。特別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的這種外向型經濟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進出口貿易占中國GDP比重達71%以上，出口占中國GDP比重高達30%以上。

不過，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過度依賴外部需求的經濟模式受到嚴重沖擊，如果不是當時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元的救市政策，及開始切實推動擴大內需政策，恐怕當時中國經濟就失去了發展之動能。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開始在調整，中國經濟對外的依賴程度也在逐年降低。到2019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下降到32%（高于美國的19%，低于德國的71%），出口占GDP比重下降到17%。中國內需占GDP比重也逐年上升。不過，到現在為止，與美國以內需為主導的經濟相比，中國的內需擴張只能是在有限的程度進行。也就是說，由于受長期因素及制度因素的影響，中國花了十幾年的時間在調整經濟發展戰略與經濟結構，在增加內需，但類似美國以內需為主導的經濟體系并沒有建立起來。這也是“內循環經濟”未來能否在中國建立發展起來的關鍵所在。

可以看到，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經濟規模之所以能夠快就上升，并為世界第二大國。最為主要的原因有四個方面，如外向型經濟、市場化縱深發展、人民幣匯率升值、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化運動等。可以說，從中國的區域經濟差異性發展的情況來看，很大程度上與外向型經濟與市場化程度有關。從2005年到2015年人民幣匯率升值（在此期間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了52%，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升值了37%），使得以美元來計算的中國GDP總值快速增長，中國居民手上持有的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大幅上升，更是使得大量的外資涌入中國市場，并通過外匯占款形成的基礎貨幣讓中國信貸加速度的擴張。這成了推動這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長、資產價格快速上升（主要是房地產的價格）動力之一。而2009年以來的大規模城市化運動成為外向型經濟下降內需增長最為主要的代替品。但是，中國的城市化運動以住房為標的的房地產價格快速上升，也使得住房成了一種重要的社會財富分配機制并讓社會財富短期間內讓少數人聚集。所以，中國的“內循環經濟”，或建立起中國完整的內需體系，并非僅是“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的技術性問題，而是要認識清楚建立當前中國內需體系的前提條件，及所面臨的重大制度問題。

就當前中國的經濟規模及市場規模來看，14億人口當然具有無限大的市場，但這更多的是潛在市場或潛在的消費力。中國居民的消費力與北美國家相比，存在巨大的差距。比如，當前中國居民人均GDP不足美國的六分之一，中國居民消費力不足美國居民的七分之一；而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居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城鄉差別。在北美，同一類連鎖店商品的價格，無論是在城市中心，還是在比較邊遠的地方，基本上沒有多少差別，幾乎是同一樣的商品同樣的價格。這意味著北美居民無論是居住在哪里，其消費力不存在多少差別性。可是，在中國則不是這樣，一線城市的中產階級，其消費力與北美居民可不相上下，但是目前中國仍然有6億以上的人口其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其收入水平僅只能保證簡單的溫飽問題，與美國相比，中國消費力則有天壤之別。也就是說，中國的城鄉差別、大城市與小城市的差別、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居民的消費力存在嚴重的差別，甚至于有些農村居民剛剛從貧困線上走出。如果沒有重大制度改革，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讓許多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全面提升，他們的潛在消費力是無法轉化為現實的消費力的。如果這樣寵大的人口消費力僅是潛在消費力，那么中國14億人口的大市場規模從何而來？

還有，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外向型經濟是在逐漸調整，但其代替的是大規模的城市化運動，并以此來拉動中國GDP增長。可以說，十幾年來的大規模城市化運動是拉動了中國GDP增長（2019年中國商品房銷售額達16萬億元，不少城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50%以上），但這種增長是以房價快速上漲及居民負債快速增加（目前國內居民住房按揭貸款達32萬億元以上，僅2020年7月份銀行貸款9927億元，但家庭個人貸款就達7578億元，占比達76%以上）為代價的。這可讓少數居民短期內暴富，但卻產生了幾個嚴重后果。一個就是國內居民債務水平快速上升。而居民債務水平快速上升，對居民的消費力具有嚴重的擠出效應。目前房價高的城市，許多居民每月收入還了住房按揭貸款之后，可支配可消費的收入非常少。二是由于住房價格是一種社會財富分配機制，而價值高的住房掌握在少數人手上，這必然會讓整個社會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公，絕大多數人財富持有的相對水平越來越低。在這種情況與，絕大多數居民的消費力相對水平越來越低。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目前城市居民住房持有率達96%以上，三四線城市住房嚴重過剩已經不是什么新聞。所以，當前以投資為主導的房地產市場已經走到盡頭，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或房地產化經濟不調整，中國的“內循環經濟”是無法發展的。

可以說，中國的“內循環經濟”是以中國居民的消費力不足、經濟的房地產化、市場經濟發育不成熟的前提上的，這些問題不解決，以內需為主導的經濟體系難以確立。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又需要進行一系列的重大制度改革，特別是基礎性制度的改革。比如說，國有經濟過于強大，不僅會過度占有社會經濟資源低效率的運行，也會嚴重擠壓民營經濟的發展，扭曲市場價格機制。今年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更是讓這個問題顯得更加嚴重。大量民營企業倒閉破產，而國有企業則損失很少，國家還不斷地向國內企業注入資源。還有，在中國，數字經濟之所以能夠強大與繁榮，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民營經濟為主導。所以，要建立中國的“內循環經濟”體系，有人認為應該以確立內需體系、解決三農問題及加快科技創新為突破口。但無論是三者并進，還是單頭進行，要取得重大進展，都得以市場法則為依歸。所以，“內循環經濟”的確立，關鍵的問題還在于市場化體系能夠成熟，市場能否成為資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并以市場法則來化解中國生活中一系列的中長期問題，否則“內循環經濟”可能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總之，在當前的大背景下，“內循環經濟”的實質就是要建立起以內需為主導的中國經濟體系，但是要建立這個體系，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絕大多數居民低收入的情況下，居民的消費力從何而來？再就是當前中國的房地產化經濟是不可持續，其泡沫隨時都可以破滅，而房地產泡沫的破產肯定會把中國的許多經濟問題都暴露出來，所以如何處理經濟房地產化是內循環經濟面對的難題。還是，經濟的房地產化對居民消費具有嚴重的擠出效應，同時這也造成了居民財富分配嚴重不公，中國的泡沫化房地產成了確立中國“內循環經濟”的最大障礙。可以說，“內循環經濟”是中國政府根據今年國際市場重大變化提出的一種應對方式，但政府要清楚，內循環經濟的確立僅僅采取一些技術性方式難達其目標，只有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對一些基礎性制度進行改革或在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上有重大突破，這樣才能為“內循環經濟”確立創造條件，否則“內循環經濟”可能只是一個概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