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窗幕墻網】國家統計局近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正在從疫情沖擊之下穩步復蘇。如何看待上半年中國經濟的表現，下半年中國經濟復蘇中應該注意哪些問題？除了受疫情沖擊，當下中國企業、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企業還受到美國政府的限制，如何幫助這些企業走出困境？新京報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黨委書記葛紅林。
葛紅林認為，二季度經濟的反彈，較大抵消了一季度的負增長。據他了解，一些西部的地級市都在上半年實現了同比正增長。從企業層面看，據葛紅林了解，隨著二季度全國實體經濟從復工到復產，企業經營業績超出了預期，企業家信心不斷增強。
“下半年中國經濟表現要比上半年好。”不過，葛紅林同時提醒，下半年經濟復蘇過程中要注意兩個加強，一是加強宏觀政策協同性和對產業政策的指導性，二是產業政策的精準性和對微觀政策的傳導性。
對于受美國限制的中國高科技企業，葛紅林建議超常規支持受美國限制的企業渡過難關，并給出了四方面具體的建議：國家有關部委建立受限企業的問題直報會商解決機制、將受限企業納入國家產業攻堅戰范疇、金融機構對受限企業的融資貸款給予超常規的優惠支持、全國一盤棋地突破“卡脖子”技術，以打破國外封鎖。
無論應對疫情沖擊，還是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國內的一個共識是要繼續推進改革。葛紅林比較關注農村改革，他建議開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制度改革探索，打通城鄉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動，實現成員從“能出不能進”到“能出能進”的轉變，促進急需人才移民下鄉，優化人力資源結構等。
“上半年企業經營業績超預期企業家信心不斷增強”
新京報：如何看待上半年中國經濟的表現？
葛紅林：上半年的中國經濟表現，是在嚴重逆境中取得的成績，二季度的反彈，較大抵消了一季度的負增長，據我了解，一些西部的地級市都在上半年實現了同比正增長。
上半年的中國經濟表現，再一次展示了黨中央駕馭經濟發展的高超領導，歸功于中央宏觀政策的協同成效，特別是緊扣“六穩”的方向對，實施“六保”的操作準。
從我了解的鋼鐵和有色金屬行業來說，春節后許多企業家是憂心忡忡、信心不足，但隨著二季度全國實體經濟從復工到復產，再到達產的有效拉動，企業經營業績超出了預期，企業家信心不斷增強。比如，影響國民經濟的三大金屬，鋼鐵、鋁、銅，上半年，實現了產量正增長和價格的穩中有升，既有實體經濟的市場需求，也有我國經濟的下半年看好。不過，在此需要提醒的是，由于鐵礦和銅礦對外依存度很高，政府有關部門要高度重視，要防止國外伺機抬價，減少對實體經濟的傷害。
上半年的中國經濟表現，顛覆了一些國外媒體和經濟學家的預測，更是許多國外政客不想看到的結果。我想，其中有些還會發表不相信，甚至是詆毀的言論。其實，他們更應該感謝中國經濟運行對沖了全球經濟的下滑，避免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斷裂，起到了壓艙石的作用，進一步提升了對全球經濟的貢獻率。
新京報：對于下半年的經濟表現，你的判斷是怎樣的？
葛紅林：下半年的中國經濟表現，我認為將比上半年更好。盡管還會碰到困難，甚至會碰到意想不到和躲不開的困難。但是有著上半年全國上下激發的信心和決心、形成的方法和經驗，只要我們按照黨中央的統一部署，統一行動，團結一致，就一定能打贏疫情防控的總體戰、阻擊戰，打贏經濟發展的整體戰、提升戰。其中，要特別注意兩個加強，一是加強宏觀政策協同性和對產業政策的指導性，二是產業政策的精準性和對微觀政策的傳導性，從而高質量地形成從宏觀到中觀，再到微觀的政策鏈，有效防止政策傳導脫節，甚至是對沖。
“建議超常規支持受美國限制的企業渡過難關”
新京報：剛才你提到，二季度以來，企業業績超預期，企業家信心不斷增強。可以說，疫情對企業的影響在逐漸變小，但當下值得關注的一個企業界的問題是，中國企業、尤其是一些高科技企業還受到美國政府的限制。對于這部分企業，你的建議是什么？
葛紅林：建議超常規地支持受美國限制的企業渡過難關，防止被扼殺于搖籃之中，影響國家發展戰略的實施。
近年來，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向我國出口基礎材料、設備、芯片、軟件等產品，特別以所謂“軍民兩用技術”為由限制我國高端芯片、操作系統、5G、物聯網等領域的發展，甚至將我國一些基礎前沿的高科技企業列入限制企業，企圖將這些企業扼殺于搖籃之中，阻礙國家發展戰略的實施。由于限制具有長期性和全方位的封鎖，不僅受限公司的供應鏈、市場應用、融資渠道、技術交流受到重大影響，而且，個別國內戰略投資者和上下游企業出于規避風險，保持了觀望，甚至減少業務。我認為，美國利用制定“實體清單”使用“卡脖子”手段，企圖卡住我國國民經濟命脈。絕不能讓其得逞，國家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要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對受限企業給予超常規的支持。
一是建議國家有關部委建立受限企業的問題直報會商解決機制，既要幫助解決共性問題，又要及時解決個性和急迫性問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二是建議將受限企業所屬基礎材料、工藝、設備納入國家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攻堅戰范疇，在國家層面加大其承擔項目和配套獎勵力度。
三是建議金融機構對受限企業的融資貸款給予超常規的優惠支持，國家層面的政策性產業基金，不僅加大投資，而且要超常規地減少附加條件。
四是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梳理受限企業所在產業鏈全景圖，找準關鍵缺失環節，“全國一盤棋”突破“卡脖子”技術，打破國外封鎖。
“打通城鄉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動實現成員從‘能出不能進’到‘能出能進’”
新京報：無論應對疫情沖擊，還是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國內的一個共識是要繼續推進改革。你比較關注哪項改革？
葛紅林：我比較關注的是農村改革。建議開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制度改革探索，實現成員從“能出不能進”到“能出能進”的轉變，促進急需人才移民下鄉，優化人力資源結構。
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政策現狀是，成員能出不能進，即農村居民可以放棄農民身份，進城入戶，而城市居民卻不能“移民”到農村，成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從而限制了“人才下鄉”。看著日趨嚴重的農村基層干部老化、外出務工的人力資源流失，卻難以得到及時的補充。再加上，每年不少從農村考出去的大學生，他們轉換身份成了城鎮人口，進一步“抽”掉了農村人才血液，導致在脫貧攻堅戰和鄉村振興工作中，各地動用了大量人力財力，從外面引進和派遣了駐村書記、扶貧干部和一村一大，但這些人不是鄉村的人，雖然一時救了急，但不是長久之計。我認為，鞏固脫貧和鄉村振興，必須打通城鄉人才等要素自由流動，特別要突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障礙，實現成員“能出不能進”轉變到“能出能進”，通過人才移民下鄉，改變農村人力資源結構，功在當前，利在長遠。
最近我了解到西部某村圍繞打通城市人才、資本、技術等要素向鄉村聚集的制度性通道，進行了引進新村民的改革探索。即充分運用宅基地“三權分置”和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等改革試點政策，圍繞產業發展、村級治理、公共服務等短板，重點招引農業產業、鄉村旅游、衛生教育、文化藝術等緊缺型人才，按一定程序簽約成為新村民，可共享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目前，該村在上級黨委政府的指導下，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改革方案、制度文件和工作機制，明確了新村民的內涵、新村民的引進條件、試點區域引進人才的具體類別、引進人才的權利和義務，以及引進、管理、退出的五大操作辦法。已成功引進新村民17人，取得顯著成效。
我認為，這是農村改革的一個突破。只要把握好尊重原村民意愿，保護原村民權益，實現好原村民和新村民融合發展，應當支持對現行涉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能出不能進”的制度，進行改革試點，探索建立“能出能進”的制度，推動對農村有情懷、有技能、有實力、會經營、善管理等人才移民下鄉。特別是從農村走出來的大學生，原本他們就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只是后來上學轉換了身份，可以將他們作為移民下鄉的重點人群，甚至享有原籍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和城鎮戶口的雙重身份。這項改革，受到不少農村基層干部和村民的歡迎，但也會有異議和操作變形的顧慮，不過我認為值得試，不要簡單的說不！
建議有關部門對上述改革探索予以關注，給予必要的寬容和支持，不要輕易地以現有政策法規或所謂的“穩妥慎重”予以否定、維持現狀。應允許通過試點，開展積極地探索，突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制度障礙，開創鄉村振興的新動能、新模式、新路徑。
